但是，今年没有了《拉德斯基进行曲》。音乐中断了，一位维也纳人走上台，悲壮地讲到印度洋周边的灾难，讲到灾难激发我们不遗余力地去为人类更好地生活作出贡献，讲到此刻要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捐款。今晚，将不再演奏《拉德斯基进行曲》。
中央台转播这台节目的主持人，收到了一万五千人的反馈意见。其中有人说：这是最人性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２、忍着不死
一
位从越南归来的美国战地记者，在剪接室遇到我，将我一把拉了过去，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卷影片放给我看。那是一群人奔逃的画面，远处突然传来机枪扫射的声音，小小的人影，就一一倒下了。
“你！叫我看这个？表示你冒着生命危险，拍到杀人的画面！”我问。
他没有说话，把片子摇回去，又放了一遍，并指着其中的一个人影：“你看！大家都是同时倒下去的，只有这一个，倒得特别慢，而且不是向前仆倒，而是慢慢地蹲下去……”我不懂，看他。他居然抽搐了起来：“枪手离去之后，我走近看，发现那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她在中枪临死之前，居然还怕摔伤幼子，而慢慢地蹲下去。她是忍着不死啊！”
“忍着不死！”每次我想到这四个字，和那个慢慢倒下的小小人影，都会止不住地流泪……
３、尚钺不讲违心话
1959年，继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后，尚钺、孙冶方和巴人（王任叔）等也成为史学界、经济学界和文学界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国性的批判。
批判尚钺，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从魏晋时期才过渡到封建社会。尚钺还认为明清之际，中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有一句说，中国的封建制度“从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也就是说，这之间的中国都停滞在封建社会制度中。尚钺的观点与毛泽东的上述说法不相符，因此大受批判，《人民日报》、《历史研究》等中央级的报刊都发表了包括一些历史学权威在内的大量批评文章，把尚钺的学术观点说成是“托派观点”、“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等等。于是就不准他讲课，不准他发表文章。党内酝酿党籍处分，个别人试图将他全家下放农村，由于许多同志的抵制，他才免于更大的灾难。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尚钺的命运十分悲惨。1968年，他的妻子阮季和儿子尚嘉齐分别自杀。但他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坚持不变。他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领导人的意见，也只是一家之言，应允许平等讨论，不应以势压人。
1981年，尚钺恢复1927年入党的党龄。他不顾年事已高，仍孜孜不倦工作。他在最后一篇论文中写道：“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应该能辨别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的真理。”
４、科隆的一个实验
曾经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事例：一群德国大学生做了一个实验，在德国科隆一条街上的相邻两个电话亭分别贴上“男”、“女”字样，然后躲在暗处观察，结果七八个德国男子在贴有“男”字的电话亭外排队，而贴有“女”字的电话亭却空着。许多中国人看了可能会觉得可笑，电话亭又不是厕所，要分什么男女？这些德国人真傻。然而德国人严格的法律意识，尤其是程序法律意识也是值得赞叹的。他们在不了解规则（即电话亭被临时分为男、女）的用意时，首先是遵守这项规则，即使怀疑它的合理性，那也是事后的事。
正是由于德国人有这样严格的法律规则意识，尤其是程序规则意识，才使德国成为一个世界公认的法治相当完善、发达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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