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大陆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大陆体育体制实行的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举国体制”。这种管理体制经过40余年的运作，其基本特征是：政府以计划经济手段配置体育资源，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政府既是“办”体育的主体，也是“管”体育的主体。历史地看，“举国体制”在新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必然的，也是合乎规律的，表现出对体育管理目标、管理功能、管理形态等方面的一
体化的特征，即“思想一盘棋”、“目标一体化”、“组织一条龙”。“举国体制”体现出强烈而鲜明的国家意志，缺点是缺乏社会自主性和运行机制的灵活性；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有利于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更快地发展体育运动，特别是竞技体育在国际体坛中更能发挥其优势。大陆竞技体育优于台湾，就是与政府集中管理体制下的特有运作机制有关，如目标明确、单一，局部服从大局，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资源。但是长期实行这种由上至下、政府集中式领导的体育管理体制也容易产生种种弊端，如思想过分僵化，权利过分集中，行动过分统一，限制社会对体育的参与和支持，政府体育经费负担过重，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比例失调等。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体育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原有体育体制与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出现异质矛盾，政府包办一切体育事务的管理方式难以为继；二是体育事业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水平进一步提高，且呈现多样化、差别化的发展态势。这时，旧体制的不适应性开始显露，主要表现为体育事业发展经费不足和体育行政部门管、办矛盾突出两个方面。因此，通过80年代和90年代对旧体制的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符合现代体育发展规律的新型体育体制与运行机制；彻底打破了体委系统独家办体育的集中式组织管理制度，并开始推动体育社会化、科学化、产业化和职业化，籍以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在改革过程中，大陆体育体制逐步由政府集中型管理体制向政府与社会结合型管理体制过渡，力图改变原有体制过度强化政府的权利，抑制社会组织参与体育管理和发展体育的积极性，而造成体育社会组织极度萎缩的弊端。大陆在体育改革中，不断进行体育体制创新，积极寻求社会支持的渠道，扩大社会组织对体育管理与发展的参与程度，充分发挥社会办体育的实效。
2001年，在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即“举全国之力，集全民之智”的体育事业组织与管理方式，形成政府、社会、个人共同举办，财政和市场双重推动的体育事业运行机制，这是一种着眼于新世纪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创新。这一新型“举国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对新世纪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10]。
就大陆目前的体育运行机制而言，还处在一个两种体制并存的阶段。是一种旧的体制逐渐弱化，一种新的但不完整的体制逐渐诞生、强化的混合时期。在体制转轨时期，旧的运行体制已被打破，过去某些运作机制已不适应现实的要求，而新的运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新旧两种体育运行机制并存交替局面将会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如在“单位制”弱化的同时，开展社会体育的相应组织、机构、制度尚不健全，或处于空白，或整合力度不够，而使社会体育的发展受阻。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机制就其本性而言，要求完整。只有完整，其子系统才能通过阈值、传导、自动控制达到协调，整个系统的状态才能优化。如果一旦某一个环节被破坏，很可能整个系统的状态就被破坏。如大陆在竞技体育方面优于台湾，这与集中管理体制下的特有运作机制有关，即在特定的时期，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资源，实现竞技体育的发展目标。对社会体育的发展而言，台湾则明显优于大陆，这也与其社会体育组织、机构、制度等方面发展比较成熟有关，而大陆则刚刚起步，尚未建立良好的社会体育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