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风险性”。
躲避风险，是人之常情；但人有时甘冒风险，因为在承受风险之后，具有获得利益的可能。而档案价值鉴定，跟其他风险中获取利益的行动相比，行动者不存在可回报的利益和报酬。
档案价值鉴定的风险存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差错；二是工作难度大。怕出差错，是档案价值鉴定过程中时候令人紧张的因素，因而造成了求稳的
心理。
正如王传宇指出的，在鉴定中，档案人员“首先是怕错”，因为“同其它各项档案业务工作不同，档案价值鉴定涉及档案存毁，关系档案‘命运’。挤在库房里，困难再大，问题再突出，东西还在；但是一旦鉴定错了，处置失误，则不可挽回，责任重大；这不仅是具体档案人员的心态，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某些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心态。这种求稳怕错的思想，影响了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开展，特别是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所谓‘战备鉴定’和‘文革’中的错销档案，使人们难消余悸。”（注：王传宇：《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论与实践（一）——问题与形势》，《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1期。）工作难度大，造成档案馆、室工作人员有畏难情绪，“档案价值的潜在性，档案价值鉴定的预测性，以及鉴定结果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人们对于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畏难
心理。”（注：王传宇：《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论与实践（一）——问题与形势》，《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1期。）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价值鉴定是一个鉴定部门不具有任何利益的冒险行为。由此，造成了以下问题：“第一，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难下大的决心，把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作为一个大的工程，作为影响档案工作发展的重要问题或‘瓶颈’问题，统筹规划，全面动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予以有效地解决。长时期以来，这个决心很难下，即使看到了问题，有了决心，但决心还不够大。第二，具体的档案馆、室，难下决心，基本上是等待，观望，不敢动手或不愿动手；第三，在具体的鉴定工作中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即‘鉴定难，销毁更难’。相当一些基层企业、事业单位在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曾进行过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特别是科技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但是，经过鉴定确定销毁处理的无价值档案或过期档案，大多是采取封存起来‘缓期执行”的办法，而这个‘缓期’常常变成了‘无期’，即无限期封存，不敢销毁。”（8）
（三）关于档案管理效率。
应该说档案管理中的效率本身的确难以表现。首先档案部门（尤其是档案馆）一直强调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经济效益要服务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可以是量化的，但社会效益是无形的，不能以量比形式表现的。其次，档案部门的效率取决于所收藏档案文件的质量、类型、成分和管理水平，第一个档案馆、室有特定的文件来源，由此也具有特定的文件信息资源，这些因素显然不是完全决定于档案部门本身。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表现档案部门的管理效率比较困难。
但我国档案界早已有人指出我国的档案管理缺乏效率观念，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造成档案管理效率不高的原因有二：一是档案质量不高，致使档案管理的大量劳动做的是一种“无用功”；二是机关单位广泛设置了面广点多的档案室，没有达到管理法则中的规模效应。这两点正是与鉴定密切相关的问题，可见档案价值鉴定跟管理效率之间有着内在关系。
四、缺乏现有政策支持
（一）缺乏鉴定标准系统。
尽管我国有关档案价值鉴定的标准类型诸多。但相对于多种类型档案价值的多种鉴定，显然不够系统。归档鉴定、进馆鉴定、等级鉴定、开放鉴定、存毁鉴定中，相对来说归档鉴定的标准制定，历史较长，也历经多次修改。而其他类型的鉴定，标准一直比较模糊。
另外，即使在归档鉴定标准中，我国长期以来也偏重于文书档案、会计档案等。而对于机关单位的常见科技文件价值的鉴定，如设备文件、基建文件、产品文件、科研文件，有存在于专业系统的档案保管期限表中，也有的根本就没有专项规定。因而，同一机关单位鉴定文件价值，可能要根据不同来源的档案保管期限表，显然给机关单位归档鉴定增加了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