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如此看来，档案价值鉴定研究“命运多蹇”，注定是棵“苦菜花”。
（二）务虚过多，针对性不强。
90年代以来，我们各级各类期刊，发表了数以百计有关档案价值鉴定的文章，而且共有一本专著、两本编著和一本论文集出版，它们分别是张斌的专著《档案价值论》、陈忠海编著的《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葛荷英编著的《档案鉴定理论与方法》，总参办公厅档案局编的《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
总括起
来，应该说研究成果洋洋洒洒，颇为全面。但是对于近年来研究成果作一分析，可以将这些研究分几类：
首先是系统性与针对性皆具者，除以上所提到的专著、编著外，还有以王传宇牵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组所发表的成果，载于2001年第1～6期和2002年第1～2期《档案学通讯》、邓绍兴对于档案保管期限表与民国档案鉴定的研究。
其次是针对性强的研究，包括具有一开先河意义的四川省档案局在90年代初的讨论；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和宝荣、陈兆＠①、陈智为等人在该领域的研究；比如青年研究者如李华等、实际工作部门研究者如姜之茂、严永官、柳瑛等人的文章。这类研究成果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或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或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使其所著文章往往具有振聋发聩、令人深省的作用。
惜乎以上两类研究成果，在总体研究中，数量上占少数。依笔者亲身感受为例，笔者为了完成有关鉴定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几乎把我国主要刊物的有关文章都检索并加以阅读，但强烈感受到多数文章，或研究深度不够，或研究面失之狭窄，或研究理论性不强。这可以从文章标题上可见一斑，有些文章在90年代还“浅谈……”、“浅议……”、“……初探”、“也谈……”，在说明一些常识性问题。故而看上去鉴定研究的文章不时见诸发表，但真正有论新问题者、提新观点者则不多。不客气地说，这呈现出一种理论上的虚假繁荣，也是一种学术研究风气过于务虚的问题，值得我们档案理论界反省。
综上所述，要解决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可能首先要解决鉴定主体的观念、政策制定与理论研究方面的问题，以政策、理念的力量推动其他方面的变革。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左礻右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