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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的“希望学校”
从一个科研人员成为一个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燕兆时经历了此前没遇过的困难。面对北京陆续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的行动，他期待能够寻找到一种模式，使外籍务工家庭子女能够接受正常而良性的教育，从而避免成为“第三代农民工”的命运
“我是燕京学校的学生，我是打工子弟……我要从小事做起，现在做一个好学生，今后做社会的好公民。”9月9日上午，170余名燕京小天鹅打工子弟学校(以下简
2011年6月中旬起，北京市24所打工子弟学校遭遇新一轮“关闭潮”，触及海淀、朝阳和大兴三个区的1.4万余名孩子。
燕京学校侥幸顺利地迎来了新的学期。作为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打工子弟小学，一年来，燕兆时自己垫付了约15万元，未来如何，他依然不确定。但他说：我一定要看到它的生死——或者终于找到一种好的模式生存下去，或者就看着它倒闭。
游击战式生存
北京城西北郊西北旺镇六里屯村，位于北京北五环以外。从宽阔而繁华的中关村，渐渐转入越来越窄的小路，最后是一条没有名字的胡同，只能依靠路边电线杆上的喷绘指示牌指引。
这是一间面积数百平米的通间大仓库，由简易的夹芯板隔成八间教室。夹芯板不隔音，有的教室也没有门，坐在四年级的教室里，能清晰的听到五年级课程。屋顶用彩钢板铺就，冬冷夏热。校长办公室设在南面三间漏雨的小屋子里，这里还兼做图书室、小卖部，但大多数老师都没有办公室，批改作业就在每间教室后面的一张办公桌上。
这并不是燕京学校第一处校舍。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处。
一年前，燕京学校还在遍布蚁族的北京唐家岭。当时的校长是一对河南夫妻，燕兆时只是一名普通的支教教师。随着唐家岭地区改造，学校也面临必须搬迁的命运，而搬迁将令生源发生重大变动，学校也许会倒闭。
燕兆时记得清楚，去年7月下旬的一天，他一大早和朋友去学校上课，远远地看见校门前停着一辆厢式货车，校长正把自己的东西装车。
“真的要走？”燕兆时问。
校长说：“真的。”
“学校怎么办”
“关门。”
这简短的对话，成了42岁的燕兆时生活的一个转折点。
他个子不高，常穿着一条布裤子，一件牛仔衬衫，脚上一双布鞋。眼睛不大，因此总让人觉得他在笑，笑得眯起了眼。尽管才42岁，却已满头白发。燕兆时喜欢教书，上学时便以为同学讲题为乐。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来京打工子弟团体，重新燃起了“当老师”的想法，继而成了燕京学校的一名志愿支教老师。
虽然早听校长说过“太困难了，不想干了”，但燕兆时没想到这次是真的。
燕兆时当时和朋友面面相觑。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两条路：看着这些学生散了，或做点实际的事情，比如——接管学校。然而，单纯地任教，与全面负责一个学校，是两回事。
朋友问：“最坏的后果是什么？”
“两三个月以后还是倒闭。”燕兆时回答。
“会比现在倒闭还坏吗？”
“没有，至少我们能好好教他们两至三个月。”
“既然不比今天差，那有什么可怕的。”
抱着“教一天算一天”“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燕兆时撑起了这个烂摊子。决定做得非常快，这和他原来从事的职业有些不匹配——在航天系统从事结构的疲劳性研究，专业素养使他习惯考虑控制风险，但他只用一分钟就决定了这件事。“没有时间考虑，也没有必要考虑，考虑了又能怎么样？就两条路，关或者不关，管或者不管。”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找房子、改造、搬家，这些琐碎的事着实让燕兆时抓狂了一阵子。终于，2010年8月25日，燕京学校搬到了现在的位置，并正常开学。为了保证原来的学生都能继续上学，学校配了校车，对于距离较近、步行上学的孩子，学校也有专人接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