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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的老师来了——紧跟而来的，是家长的质疑。
时下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的城乡教师交流，旨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协调发展。但这项政策付诸实践时，至少在偏远的甘肃会宁，已经遭遇到现实的拷问——一些学生家长反映，大多赴农村支教的城市老师往往“并不安心”教学，自己孩子的学习成绩因此大受影响。家长们说，“最害怕支教的（老师）不好好教，纯粹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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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城乡学校之间的“师资争夺战”早已没有秘密可言。采访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县城中学校长透露：县城的高中选拔老师，往往将目标锁定农村老师中的教学优胜者。
于是，尽管整个会宁县做了大量的努力，但代课教师在农村学校仍然显得不可或缺。
根据会宁县教育局提供的数字，会宁现有代课教师700多名。这个比例占到会宁教师总数的近1／10。
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在甘肃会宁，呈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
据资料记载，1957年前后，大量天南海北的“右派”们被下放到会宁，他们中间，不少是从北京、上海来的大学教授。时任会宁县委书记非常重视教育，没有把这些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送到田间地头，而是请进了学校任教，“当作一笔财富用起来了”。
“多元文化在会宁的碰撞，奠定了会宁教育今天的格局。”会师中学校长吴泰祥说。他将这一时期视作是会宁教育的“第一个春天”。
这段历史在会宁官方的文献中被浓墨重彩地记述并高度评价。除此之外，它还保留在当事人的脑海里，作为一种私人记忆存在。
“没有右派老师，我连学都上不了。”回忆起自己的求学时光，会宁县第四中学副校长张发仓动情地提高了音量。
1977年，张发仓初中刚刚毕业。尽管成绩优异，但他只能“回家劳动”，原因很简单，他“家庭成分不好”。恰好，负责招生的老师四川人何四祥看到张发仓的数学卷子，击节叫好，并放出话去：“这个娃娃，我一定要。”
张发仓和“右派老师”的缘分一直持续到他参加工作。1981年，师专毕业的张发仓被分配到会宁一中任教。遇到的教研组长林四海老师同样是一个“下放右派”。他至今记得：他的这位教研组长，只有一米五的小个头，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一没课就去听年轻老师的课”，然后耐心地指出年轻老师需要加以改正的地方。
“这些（右派）老师的人格魅力，影响了我的一生。”张说。此时乃至更早的一段时期，他所任教的会宁一中拥有教师不足百人，教师却来自全国20多个省份。
这次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的浪潮，不仅改变了不少会宁籍学生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为日后大规模的“教育移民”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让会宁教育找到了自信。恢复高考制度的30年间，这个人口数量仅58万人的国家级贫困县，累计输送大中专学生4．5万人，创造了令人称赞的教育奇迹，被誉为“高考状元县”。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副省长郝远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按照人口的承载力来算，甘肃的人口要比现在少850万人才是相对合理的，即甘肃应该是1500万人口左右，但现在甘肃拥有人口2620万，需要大量的人口输出，才能使得甘肃的生态环境较好。这样的大量移民显然不现实，不过可以通过教育移民来实现……教育移民，既可解决生态问题，又可解决生存发展问题，还可解决脱贫致富的问题。”
